中小学生“被逼着不快乐”

“我们没有周末，全市几乎所有的孩子周末都在上各种补习班，没有童年和童趣，成为各个靠办补习班赚学生钱的人的目标。孩子们的创造性都被扼杀了，如何去建设创新型国家？”北京市中关村小学一名学生在写给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的信中说。

3月7日，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列席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，郭传杰宣读此信，引起社会关注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：“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，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。”

针对时弊，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（草案）里提出，要遵循“学生身心发展规律”，“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”。

一些观察人士还指出，更重要的是端正教育的目的，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盼、学校的考核、甚或“国家的事业”，还是孩子们自己当下和未来的人生？

“被逼着不快乐”

在汤素兰的记忆里，她的童年没有太多玩具，但有一群玩伴，“物质生活远远没有现在丰富，但大家非常快乐。现在则是学前教育小学化，儿童太没有游戏了。”

汤素兰说，如今成人对待孩子，就像对待饲养场的鸡一样。她说，饲养场的鸡，我们要把它们填得饱饱的，让它们长得肥，下蛋多。鸡不吃食，就给它们吃助消化的药，让它们吃得多。吃多了，身强力壮，鸡鸭就会活跃。太活跃了，又怕掉膘，就给它们吃安眠药，让它们吃过了就安安静静睡觉，长更多的肉。为了提前下蛋，就吃激素，为了一次下蛋数只，就吃催排卵的药这样下来，一只小鸡从出壳到长大、下蛋，周期越来越短，有的小鸡只需二十来天，就能变成肉鸡上餐桌。

许多孩子的情况是，从幼儿园起就可以参加公共英语等级考试，原来要大学毕业才通过四级英语考试的，现在小学就可以了。“我们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切皆有可能，如果有一天爆出料来，说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英语过了四六级，也不会让我们瞠目结舌，因为一定是妈妈胎教有方。”汤素兰说。

如今中国城镇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，承受的压力更甚以往。有钱人家往往怕孩子被坏人绑架了，不许他们和陌生人说话，回家马上关进笼子里。没有钱的人家，大都也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再穷不能穷孩子，变本加厉地给孩子买复习资料，参加多种培优班，剥夺孩子的玩乐时间。

孩子们激烈的竞争往往就发生在“90分和100分”之间，一个题目即便会做了还要练习十遍二十遍。近年中考和高考分数节节走高，许多学生一个个像计算机一样准确，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。

在汤素兰看来，苦的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下的孩子，现在反而是那些接受“素质教育”、被授以各方面能力的孩子更累，“家长一方面想要给孩子素质教育，另一方面应试教育还不敢丢下。家长生怕孩子输了，孩子也就被逼着不快乐了。”

汤素兰认为，这需要社会达成共识。“如果我带孩子去动物园了，孩子很开心，但别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做1＋1＝2，虽然我的孩子很有想象力，他甚至知道蛐蛐是怎么唱歌的，但他不会做1＋1＝2，那大家就会认为他不是优秀的。”

“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”

汤素兰说：“孩子不是成人的预备，更不是缩小的成人，孩子是独立的存在，有自己身心发展的规律。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。”

人格的完善，心灵的自由，对生活的热爱，以及创造力，孩子被公认往往比成人更优秀。但在中国，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，受的教育越多，创造力反而越低。

汤素兰认为，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，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很单一，就是有权、有钱。“我看国外的一些影视剧，人家哪怕是个餐馆端盘子的，也很有成就感。我们的教育则是，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那你将来就只能端盘子、扫大街。”

她表示，这既与中国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等传统价值观念有关，也与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变迁有关。总体而言，社会不肯承认，每一份工作都是平等的。“我记得以前说起雷锋叔叔做的都是很普通的事，但我们不是也觉得他很伟大吗，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劳动模范等，社会也号召向他们学习。但是现在，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掏大粪这个工作并不体面。”

她说，现在的家长期望值都很高，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是栋梁之才，不能接受孩子只有一技之长，去做一份普通的工作，“说到底，这还不是公民社会，不能做到不管从事什么工作，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。”

汤素兰觉得，当所有人都在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比较健全的时候，当家长不指望孩子的回报，觉得只要孩子自己很快乐就很好的时候，孩子才会不那么沉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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